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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发平台2024-01-11 17:48

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习近平总书记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重要讲话在与会同志中引发热烈反响

本报记者赵成

　　1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站在事关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高度，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始终坚持问题导向，保持战略定力，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永远吹冲锋号，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长期坚持下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与会同志中引发热烈反响。与会同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论述精辟，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指导性、针对性，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遵循，是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指引。

　　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新时代十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打出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用‘六个如何始终’深入阐述‘大党必须解决的独有难题’，告诫全党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中央纪委委员，北京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陈健表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我们可能面临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风险挑战。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必须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加强党的政治、思想、组织建设，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及时发现和解决自身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确保党的二十大精神在京华大地形成生动实践。

　　“十年磨一剑。新时代十年，正是因为有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我们党才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中央纪委委员，上海市纪委书记、监委代主任李仰哲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深刻阐述“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精准分析大党独有难题的形成原因、主要表现，为破解纪检监察工作新老难题提供了根本遵循。

　　与会同志表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一深刻论述，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强烈的忧患意识。“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对全党提出的重要要求。”中央纪委委员，陕西省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兴宁说，面对新时代十年取得的成就，新时代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方向——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是管党治党的基本方式。新时代十年，我们党不断深化对自我革命规律的认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初步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体系。

　　构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是一项具有全局性、开创性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内容上全涵盖、对象上全覆盖、责任上全链条、制度上全贯通，进一步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这是一项纲举目张的工作，也是我们目前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王兴宁说，纪检监察机关将继续履行好协助职责，推动形成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各负其责、统一协调的管党治党责任格局，把严的基调落实到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中，使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更好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提到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责任”是与会同志频频提及的关键词。

　　为破解管党治党责任落实中存在的虚化空转、各自为战、层层递减等问题，上海探索建立党委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统一联动、合力运行的全面从严治党“四责协同”机制。李仰哲表示，将一体履行好纪委协助职责、监督专责和纪委书记作为班子成员的“一岗双责”，咬住“责任”不放，抓住“问责”要害，层层传导压力、层层压实责任，以管党治党责任落实撬动各项工作责任落实。

　　“下一步，我们将在全省公共工程领域探索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一张网’监督体系，推动公共工程领域突出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形成监管、监督同向发力、同频共振的运行机制，形成经验后我们将予以推广。”中央纪委委员，海南省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陈国猛说。

　　坚定不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对坚定不移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

　　政治监督要在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上下更大功夫，以有力政治监督保障党的二十大决策部署落实见效。王兴宁表示，陕西将聚焦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党中央因时因势作出的重大决策、聚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开展项目化监督，着力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督促整改，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政令畅通，确保各级党组织把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落到实处。

　　作风建设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上海将分地域分领域分层级纠‘四风’树新风，用好大数据手段，健全精准识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立体网络，在坚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的同时追究上级领导干部失职失责问题，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以优良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向上向善。”李仰哲说。

　　深化标本兼治、系统治理，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海南将着力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能力和水平，突出重点领域，深化整治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坚决查处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推动腐败易发多发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改革，督促拓展完善‘机器管’系列建设，切断利益输送链条；不断扩大教育覆盖面和影响力，着力构建清廉社会生态。”陈国猛表示。

　　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陈健介绍，“北京将加强‘三城一区’和副中心纪检监察体制调整后配套制度建设，深化政法、卫健、金融等系统派驻机构改革，探索推动向国有企事业单位派驻纪检监察组，推动以专门机构监督联系专门领域或系统，打牢纪检监察组织基础。”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与会同志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一刻不停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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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镇馆之宝丨唐淼：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编者按：　　国宝之美，穿越古今，器以载道，恢弘万千。每件珍稀文物背后，都凝聚着古人的匠心智慧，镌刻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见证着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2023年1月11日起，中新社“东西问”推出“镇馆之宝”系列策划(一)，藉专家探究文物之意涵及其背后故事。

　　中新社长春1月13日电题：如何从“三牺尊”窥见东西方酒器的殊途同归？

　　作者唐淼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

　　酒，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在人类交往中发挥独特作用。东西方酒文化源远流长，相关研究浩如烟海，然而关于酒器的研究相对较少。实际上，酒器作为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同样历史悠久，而且千姿百态。

　　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收藏着一件中国商代的酒器——兽面纹牛首尊。从这件文物中，可以清晰窥见中国古代礼制的缩影和世界文明进程中的酒文化故事。

　　“三牺尊”为何特别？

　　这件“兽面纹牛首尊”又名“三牺尊”，为商代的青铜器，是中国的国家一级文物。中国古代由青铜制成的“尊”，特指一种侈口、鼓腹、高圈足、形体较宽的盛酒器。此尊圆体造型，大敞口，鼓肩，圆弧腹，高圈足；颈部饰三周平行凸弦纹，肩、腹连接处等距离排列三个浮雕式牛首，每两个牛首间各饰一幅以卷云状扉棱为中心的小兽面纹，肩部上下各饰一周圆圈纹以作横向分隔；腹上部分饰一周夔龙纹，下部饰连体兽面纹，兽面圆睛突出，双角作S形，末端内卷；圈足上部饰两周平行凸弦纹和三个大十字形镂孔，下部为三组尾巴上卷的小兽面纹。这件尊的纹饰特别繁复，主要以三只牛首为主题布局纹饰，为商代晚期流行的风格。

三牺尊。受访者供图

　　商周时期，王公贵族在大型活动中普遍使用牛、羊等牲畜，并以青铜器盛酒置于活动场所之中完成仪式，根据社会等级的高低采用对应的器具和规模，进而形成庞大而规制的礼制系统。《国语·鲁语上》记载：“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左传·庄公十年》(曹刿论战)载：“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上述文献所载的“牺牲”，特指供盟誓、宴享用的牲畜。现代意义的“牺牲”一词也源于此，经衍生后多作动词用，意为一种具有高尚意义的奉献行为。正因如此，这件精美的青铜盛酒器也根据其独具特色的三个牛首装饰，被定名为“三牺尊”。

　　诸多酒器种类之中，不同时代流行不同的风格和样式。这件“三牺尊”所呈现的造型和装饰特征，充分体现了商代晚期的风格，具有断代意义。青铜器纹饰既可作为判断器物时代的依据，也折射出彼时人群的精神内涵，以活牲作为祭品，将盛祭祀用酒的尊饰以兽形纹饰，很大程度上应是商人对神明忠诚的一种表达。

三牺尊局部。受访者供图

　　青铜尊作为商周时期的大中型盛酒器，是一种典型的礼器，在祭祀或宴饮中常常与青铜爵、斝等盛酒器搭配使用，而在墓葬中作为随葬品又常与青铜卣或方彝等盛酒器伴生共出。依《周礼》所记，尊有六种：牺尊、象尊、著尊、壶尊、太尊、山尊。六尊之中，最华美的就是牺尊。目睹“三牺尊”的细节，了解它的来历，仿佛跟随殷商时期的祖先穿越回酒文化兴盛的中国传统礼制社会。

　　酒器如何产生？

　　从文明起源的视角回溯，史前的中国是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发祥并壮大的。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证据充分表明，因农业日渐发达而产生的粮食贮藏现象已出现。温湿度变化致使粮食发酵后呈现特殊口感，被先人的味蕾定义为一种美味的饮品，于是酿制酒应运而生。

　　此后，饮酒时的味觉体验和精神愉悦，使酿制酒逐渐成为夏商周时期部落首领和王公贵族的生活必需品。尤其到商周时期，社会等级和阶层已经固化，礼制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普遍标准，青铜酒器也成为祭祀、宴饮、战争等重要事件的仪式表征。

　　中国历代酒器以青铜器、漆器和瓷器闻名，大多成套出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除今天所见的“三牺尊”外，青铜酒器中煮酒器、饮酒器、贮酒器一应俱全，还出现了较为奇特的被称为“兕觥”的角形饮酒器。

商代龙纹兕觥。张云摄

　　中国的青铜时代从公元前2000多年形成，历经夏、商、西周、春秋和战国时代结束，青铜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商周以后，酒文化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绵延至今。随着制酒业发展和中西方文化交流，除谷物酿制酒之外，中国后来也出现了葡萄酒、蒸馏酒、啤酒等类别，造型和功能各异的酒器更是层出不穷，成为酒文化的重要物化载体。

　　不仅中国酒器源远流长，古代西方的酒器也颇有历史可考。在西方，覆盖地中海沿岸大部的古希腊地区率先继承了古老的葡萄种植技术和酿酒工艺。与以农业为基础的古代中国相比，该地不适于种植谷物，但独特的气候却为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葡萄种植条件。由于古希腊文明超强的交流与影响力，葡萄酒文化逐渐传播至欧洲内陆地区，进而成为西方酒文化的主流。

　　相对于古代中国的“三牺尊”和角形“兕觥”时代，古希腊同时期也出现了角形“来通杯”，从陶制、兽角制到金属制，“来通杯”被长期沿用、广泛传播，从作为宗教祭祀的祭器逐渐演变为宴饮葡萄酒的酒器。地处北非的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图特摩斯三世时期(约公元前1479年至公元前1425年)出现了最早的玻璃容器，后来随着玻璃制法的成熟和普及，玻璃器皿在西方被更广泛地用于盛酒。

　　东西方酒器有何文化溯源？

　　以牛、羊等动物形态支撑杯身造型的“来通杯”与中国的“兕觥”虽有相似，但在文化根源上迥然不同，分别代表了中国和西方的两种传统。

　　关于酒的源起，中国古史《战国策》有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文献中的仪狄成为酒的发明者，是为“人造”；希腊神话中则流传酒神狄奥尼索斯担任葡萄种植者的守护神一职，是为“神造”。

　　从东西方酒器的使用习俗来看，传统的东方酒器更讲究配套使用，主要用于盛装粮食酒，饮酒时关注的是人，酒的自然属性被淡化，社会功能被提升；西方玻璃酒器则追求透明，以便观察葡萄酒的成色及品质，注重喝什么酒应用什么酒具，甚至每一种酒都有其固定杯型，此外对酒自身口味的感受也尤为强烈。

　　近现代以来，在工业化、全球化的浪潮下，西方生产的工业品大量涌入中国，这对中国酒器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玻璃制品越发受欢迎。随着世界文明不断向前演进和东西文化的相互影响，酒器制作工艺也不断发展变化，进而形成了璀璨瑰丽的各类造型。

　　从这件商代“三牺尊”纵观世界文明发展历程，可以进一步了解，酒器不仅能反映风俗习惯，更能投射出人群的社会秩序、文化观念、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意识领域的规律。随着文化交流与融合，东西方酒器也日渐趋同，是为殊途同归。正是人类文明的多地起源与交流互鉴，才使我们能享受如此丰厚的物质文明成果，感受如此丰富的精神世界，并为构建相互包容、和谐共生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完)

　　受访者简介：

　　唐淼，1980年生人，现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副馆长，吉林省文物局重大项目咨询专家。研究领域为先秦两汉中国北方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著作7部，主持策划博物馆陈列展览10余项，编写文物保护规划、文物影响评估报告技术文本10余部，主持或参与科研类项目60余项。

　　（文图：赵筱尘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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